我们都要面对这一天
孙三是浙江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，今年是工作的第十年。工作之余，他常常在值班室里写东西。
我们都要面对
Life and Death
这一天
// 撰文 孙三
01
藏起来的锦旗
因为股骨颈骨折，项老长期卧床，转到内科抗感染治疗。转进来之前，我提出先做全身检查，排除下其他毛病。家属一开始不愿意，我坚持要做。结果，检查报告里，我发现一个肿瘤在肠道里。
晚期肿瘤，年纪又大，治愈可能约等于零。我知道我又得和病人的家属沟通病情，其实就是宣判死刑，虽然不是第一次，但是我特别讨厌这种感觉。
“我们都得面对这一天，不是说没有这个肿瘤，人就不会面对死亡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想从项老儿子的表情里看出些什么，尽量不想说得太直接。“最好的结果就是顺其自然，手术可以做，但是风险很大，他的身体状况不一定下得了手术台。”
他沉默了许久。“先不要告诉我父亲，我和我的妹妹商量一下。”半夜我接到了一个美国电话，正是项老的女儿，她问，大概还有多少时间，我说短则一月，多则三月。
每天查房，保姆说项老最近胃口不好，肚子还老是胀，有时候吃下去还会吐。“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刚上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点滴越挂，反而越差了。”保姆嘀咕着，声音很小。给项老做检查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已经有点鼓，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肠道已经有点堵塞了。项老朝我歉意地一笑，我反而有些心虚，逃离了病房。
项老每日仍然和我打着招呼，但是样子越来越消瘦，声音越来越微弱，直到躺在床上，喉咙里只能发出一两个字。但从始至终，他从来没有不耐烦，也没有质疑过我。我甚至希望他冲我发火，质疑我为什么把他看得越来越差，后来我甚至怀疑，他这样淡定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毛病。
半月之后，他的病情更加恶化，心电监护仪器放在床边，他女儿也从美国回来了。等待死亡也成了一个煎熬的过程。所有人都知道他随时会因为并发症去世，但在遭受痛苦的时候，你又不能袖手旁观，梗阻后的疼痛仍然会让项老下意识地痛苦，眼窝深陷，眉头紧皱，打完止痛针，清醒后还能说两句，但很快又会陷入那种意识模糊的状态。
知道真相后，保姆每次看到我都会有点不好意思，不停地说，哎呀真是遭罪啊。
是的，无法治愈的疾病，不仅给病人绝望，也会让医生无力。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意义，我只不过是拖延他死亡的日期，但我又必须去做。两面的煎熬让我也觉得很痛苦。
最后几天，项老的女儿因为签证问题只能先回美国，也就是她在飞机上的时候，项老的生命走到了终点。结局永远都是让人这样意想不到，我觉得这是死神对我们的一种讽刺。
过了几天，项老的儿子送来了一面锦旗，原因是我坚持检查，查出了肿瘤，虽然已经是晚期，但至少让他妹妹也有机会在临走前见到项老，不然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
主任把锦旗挂在了办公室墙上。我觉得惭愧，因为锦旗的意义是给那些能把毛病看好的医生的精神褒奖。可我并没有做到。只要抬头看到它，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无力的样子。
我偷偷将锦旗拿下，藏在办公室的角落里。
02
和解
我仍然清晰地记得，老曹在那个略显昏暗的病房里，坐在那狭小的床上，枯瘦的双手抓着床沿，青筋暴起，喘着粗气。因为缺氧整个脸色都呈一种青紫色，但他那已经深深凹陷的眼睛里却看不到多少痛苦，更多的是一种麻木的神色。
我赶紧让护士给他吸氧。病人的脸色慢慢缓和起来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眉头仍然皱着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，大意是他已经得了肺癌，三年了，住院只是为了缓解症状，不接受手术，不化疗。他言语间的平淡似乎在说着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。因为喘不上气的缘故，话还没说完，老曹又剧烈咳嗽了起来。
我拿起听诊器，左边的肺部完全听不到任何呼吸音。他现在只能靠着一半的肺在呼吸。看了看CT片，巨大的肿瘤像一块石头一样横亘在他的肺里，压迫着气管。也许几天，也许几月，老曹就会被这肿瘤彻底地阻塞气管，然后窒息，这是一个不仅痛苦说不定还很漫长的过程。
老曹穿着一身已经褪色泛白的夹克，配着有些宽松的工装裤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也许是吸氧之后给了他一点喘息的空间，他不停地双手合十，嘴上不停地说着，添麻烦了。年纪虽大，老曹还是可以化疗，但是他选择了拒绝。不仅因为化疗的危险性，更重要的原因是需要一大笔钱。老曹是低保户，肿瘤治疗大部分都是自费药，贵。交谈中我知道他未曾结婚，还有个弟弟。但他不停强调，如果有问题，包括死亡之后，也请联系社区，其他一概再也不说。他甚至没有手机，住址也是敬老院。
接下来几天，在用了扩张气管、抗感染、化痰的治疗后，老曹病情稍微稳定了，但我知道，在未经过正规抗肿瘤治疗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稳定只是昙花一现，维持不了多久。果然，有天早上，交完夜班刚到家，我接到护士电话，说老曹在独自买饭的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，拖回病房抢救了。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躺在床上，喉咙间好像含着一口痰。见我进来，他发出嗬嗬的声音，却很难完整地说完一句话，意识也是时而清醒时而模糊，只有心电监护仪在滴答滴答地响着。
我知道他的病情在急速恶化，肿瘤可能已经转移到脑子，再加上长期缺氧以及营养不良，死亡越来越近了。
想起来主任告诫过我，尽量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，之前他碰到过病人过世之后，本来难以联系的亲属突然钻出来找麻烦。我再次辗转通过社区和派出所，终于找到了老曹的弟弟。但电话那边说，他们已经断绝关系很久，不会再有任何联络，也不会管对方死活。
不过，大概一个小时后，电话那边的人出现了。他站在病房门口，穿了一件黑色棉袄，看着和老曹有几分相似。他看了老曹一眼，老曹也看到了他，浑浊的眼里似乎泛着复杂的情绪，似乎是愧疚也是期盼，是喜悦也是难过。
老曹的弟弟并没有电话里那么不近人情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问我老曹还剩多少时间，我说长则一月，短则几天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扶着桌子，低着头轻声说，他是没办法陪床的，一是身体不允许，二来是没办法面对他。
签完最后一个病危通知单，我准备打开电脑记录今天的病程，看着他也略显伛偻的身影，我说，你们好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
走到门口的他停下身影，似乎在考虑什么，几秒后转身回来，跟我说起了当年的事情。满头白发的他，像个小孩一样向我控诉。他说当年父母去世，他不管怎么哀求老曹都没有回来，从那以后他就和老曹断了联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说完他哭了。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，颤巍巍地，一手拿着眼镜，一手抹着眼泪。
我很想劝这位老人放下心中芥蒂，说一些诸如“人之将死”的道理。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知道有些情感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我给他递了根烟：“大爷，理解你的苦衷，只是他现在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，很多事情，人死之后，就没有再追究的意义了。”
老曹的弟弟没有再说话。我带他回到病房，他们之间的交谈不多，老曹不停地说，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。他弟弟话仍然不多，只是嘴里应着，或者叫老曹休息，少说话。也许是出于为了维持这仅有的微妙的和谐，他们没有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在交代了银行卡密码后，没过几个小时，老曹再次陷入了昏迷。
在清醒的时候他曾恳求道，希望能撑过这个年后。我只是握着他的手说尽力。我知道，也仅仅只能尽力而已，人力有尽时，面对死亡的降临，有时候不是害怕，而是无能为力。不是每一次尽力都能换来想要的结果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，在我学医的10年生涯中，见过太多的无能为力。死亡总是来得比想象更快。
03
铁盒子
每周有一天我被安排去血透室兼职，给患者在血透前开好需要药品，也处理一些紧急情况，比如各种并发症。周医生是血透室的专职医生，他拿着写着名单的白纸，跟我介绍上面的血透患者，以及需要注意的情况。
8号床的是原来疾控中心的主任，姓张，原发病是糖尿病，当年应酬多，不怎么节制，现在血糖一直控制不佳，他也不在意，等到发现的时候，肾脏的小血管基本堵掉了，只剩下做血透一条路，“现在他可以不用管血糖了，反正已经做血透了，但是却也没有什么应酬了。”周医生用笔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个勾，证明这个患者今天按时来做了血透。他体型偏胖，喜欢别人叫张主任，虽然病发后的他早已退居二线。透析时他总是睡着，打呼噜的声音很响，吵到别人，总被投诉。
12号床的是王大宝，周医生往下划了一个名字，“瘦得像一根竹竿的那个，待会你进去就会看见他，每次血透的时候总喜欢逮着医生问一些专业问题，比如这次体重脱的比例等等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懂的，给他一个答案就好，不然就会一直问着你，他倒不是因为糖尿病，而是因为先天性的多发肾囊肿，家族遗传，发展到了尿毒症，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尿毒症死的，那时候血透还没普及，即使有，高昂的血透费用也不是一个农民的家庭可以负担的，现在进了医保，只有他赶上了，村里又想办法给他上了低保，才能做得起透析，瞧见门口那个带着鸭舌帽的老头子了吗，是他的老爸，都快八十了，”周医生加重了语气，“隔一天就骑着电瓶三轮车十几公里从乡下带着他儿子来医院报到。”
透析室不大，两排床规律地靠在房间两头，灯光倒是不暗，阳光会透过玻璃撒在每张床上，旁边立着一个长方体机器，伸出两根红红的管子，连着病人手臂，连续四五个小时里，将他们的血液抽出来，滤过，再输回去。
独自面对着一屋子的人，有些不安，血透的时候很安静，病人们躺着，像一只只躺在罐头里的沙丁鱼，只有张主任的呼噜声和血透机滴滴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我想起几天的新闻，内蒙的一个血透患者，用刀刺伤了一个血透医生，将那个医生的肾脏捅破了，也许以后，那个医生也只能靠着血透维系生命。那个医生可能说了什么刺激他的话，所以他想让那个医生也尝尝血透的滋味。也许，有许多的也许。
我试图缓解自己的紧张，想起在住院部的时候认识一个血透患者。我试着问王大宝，你知道李连茂啥时候血透吗？
“早死了，可能都投完胎咯。”王大宝应道，血透室里想起稀稀落落的笑声。仿佛死亡在他们眼里更像一种解脱一样。
有时候，血透可以说是给了他们希望，但也有可能，只是将他们的绝望延续下去。无休止的并发症，贫血，骨质疏松，高血压，频繁地折磨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。主任跟我说过，有许多人尝试去停止血透，但面对毒素在身体里的堆积，面对死亡的恐惧，大部分又会回到这台机器前，滚轮转动着，带着他们的血出来，清理出多余的毒素，又将血重新输回他们的体内。
我无法体会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。我希望永远也不要体会那种感觉。
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坐在护士称之为“吧台”的地方，目送着每一个病人下机，然后学着周医生的口吻，和每一个病人都打着招呼。有些人会回应我，更多的人则是沉默地走过。
04
外乡人
在回家乡医院工作前，我曾经在外面呆过一年，也是个小县城，很拥挤，抬头便是山，一条江在县城穿过。楼和楼的间距过于亲密，近到仿佛能听到对面楼里的悄悄话。
我和一起入职的小金租在一个90年代的筒子楼里，只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张木板床。厨房的窗户对着菜市场，玻璃碎了一半，房东答应我们尽快修好，但直到我们离开，也还是保持着原样。
离医院不远，上班只有五分钟，楼下就是早餐店，到了早上六点多的时候，吵闹的声音可以穿过碎了一半玻璃的老式窗户直接进入房间，比闹钟还准时。好处是我上班从来没迟到过。
我被安排在骨科，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，问旁边医生，什么时候可以有手术？想着手术多了，上手快了，才能体现一个骨科医生的价值，医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，好好干啊小伙子。说完就跑值班室看着他的股票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来之前，骨科的医生已经走了三分之二，只剩下了两个医生，一个徐医生坐门诊，一个张医生专门做小针刀，而我是骨科的第三个医生。
医院领导总是笑着拍拍我肩膀，别急嘛，医院还在发展，毕竟咱们也是县级医院，要有耐心，总会好起来的。
医院原先是一群华侨捐建的，但后来的院长嫌弃10多年的门诊楼过于破旧，力排众议，那个冠着名的楼轰然倒塌，取代的是一座四五年都没有完工的大工地，让我对未来更加丧失了信心。我在浑浑噩噩中度日，每天跟着合并在一起的外科做小手术练手，下了班找个网吧一坐就是一整晚，然后第二天依旧浑浑噩噩。
工作的内容很简单，除了每天换换药，就是帮张医生打小针刀，他三十来岁，硕士毕业，算是人才引进，骨科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走光之后，用他的话说不至于“饿死”，只好去自学了针刀，现在算是小有名气。
在第一年的年关之前，张医生下班后请我吃了碗面，给了我600块钱，算是我这两个月给他打下手的心意。
春节，医院给了我三天假，到家的时候老妈什么都没说，只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菜，那时候还没有通高铁，为了赶回去上班，提早一天，我只能赶凌晨3点20的绿皮车。火车开得并不快，坐了5个多小时的路才到，只记得在窗户边，看着太阳慢慢地升起。
我决定离开，只敢和强哥说。他把医院图书馆的钥匙给我，让我能在里面安心看书。还给我们打掩护，比如经常找借口说给我上课，然后把我从科室里带出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科室里的医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罢。强哥说，“我希望你们都能走，都能回去，因为我没有机会回去，我在这儿结婚了，有了小孩，哪儿也去不了，我只能在这里。”
在那儿的最后一晚，我走在沿江公园那长长的堤岸边，看着江边倒映的灯光。我沿着公园，走过老城，走过隧道，走过连接这个城市的每一座桥，一直走到筋疲力尽。
// 撰文 孙三
题图设计 孙毅
编辑 chen //